万历十五年

2020-08-18 | 阅读：次

为了防止出现相权对皇权产生威胁，干脆取消了丞相的职位，改成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来作为为皇帝排忧解难和分担工作的小组织。因为只需要对皇帝负责，那么就避免出现了某个大学士的权责过大的情况。为防止出现藩王割据的情况，在帝王登基之后也会对皇帝的直属亲人的权力和作用范围加以限制。同时对于皇太后的娘家的权力也有所管制。万历的祖父的官阶很低，而且他的舅舅还是一个太监。他母亲的家庭并没有因为出现了皇帝而变得飞黄腾达。

但是在这种集权的政治制度下，权力成为了最为珍贵的东西。即便是在建国初期将所有的漏洞都考虑到，系统也会不断出现新的漏洞。这样的皇权制度像是为防洪而建立的堤坝，在加固了所有可能出现缺口的地方之后，随着堤坝的老化一定会出现新的缺口和问题。它与政治制度的设计并无关系，它与不断累积的压力有关，与系统的老化有关。

于是宦官开始掌权，作为一个重要的博弈力量参与到政治之中，并且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大明王朝1566中存在这样的几个博弈方：嘉靖皇帝、高拱张居正代表的清流、严嵩代表的严党、秉笔太监所代表的东厂和司礼监。在这样的博弈中，嘉靖需要平衡清流和严党的实力，为了让他们能尽责与相互监督并不一家独大，皇帝将权力与司礼监分享，把他们作为皇帝的嫡系部队作为平衡政治局势的棋子。司礼监只需要对皇帝一个人负责，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是皇帝的权力触角。从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在嘉靖时期，皇权的地位很高。这是因为嘉靖皇帝是一位聪明绝顶和容易猜忌的人，他利用在幕后操控博弈筹码完成对帝国的掌控，但是他又不直接对朝政做判断和下决定，而是将权力捏在自己手里，将责任批发给他的三个代理人–严嵩、高拱和司礼监。电视剧里面刻画的是一个很会利用心计和手段，影响其他人做决定的这样的形象。举例来说，他经常打哑谜给下面的人猜测他的意图，并作出决定。倘若效果甚好，那皇帝就可以包揽所有的功劳，如果出了什么纰漏，那么责任完全在于理解的人不到位。

但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心里面是完全理解皇帝的这套做法，而在这样的沟通模式之下，效率就变得及其低下。嘉靖显然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放错了地方，他自以为是的明君做法实在是增加了沟通成本，让这个决策的难度增加，最终损害的是文官系统对于皇权的信任，最终导致这个国家的衰落。

从堤坝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设计的政治制度在某种层面上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动态的系统会一直去寻找自己的边界，并且找到自己的稳定状态。这个时间要足够久，而且要形成博弈的过程。到了嘉靖皇帝的时期，明朝已经到达他的中段，他已经远离了建国初期崇尚武力和对于建制的时期，现在正是品尝早期的设计所带来的恶果的时候。

文官系统参与博弈的关键

明朝对于皇帝的培养依然是传统文人式的培养过程，从小读的是陈腐的四书五经和历史。当然这个目的是为了与庞大的文官系统–皇权的实际代理人，进行沟通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同样，对于秉笔太监的培养也是基于这个逻辑在培养，那么博弈三方均在一种话语体系中，那么就有了博弈的前提–有着类似的心理活动和遵从类似的行为规范。

在史书中嘉靖皇帝在早期时是比较励精图治，勤奋工作的。再将时间线推到万历的时期，同样从书中可以看到万历同样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早期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处于接受的态度。黄仁宇支出皇帝的两个重要的职责–礼仪和人事。在他还是孩子时，便有着对于帝国礼仪的热情，并且进行有所创新的改造。那么为什么最终的结局都是如此荒诞和消极呢？

皇帝与官员的合法性

但是无论是对于嘉靖还是万历，或者对于明朝中后期的每一任皇帝来说，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整个文官系统是在不断的精进和换血中的，那么随着政局和社会的稳定，这一套科举制度必然将会在广大的候选人中遴选出出色的官僚，像是张居正这样的天才，五岁便会读诗，九岁便会作诗。不得不说他是很有天赋的，而且所拥有的权力随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生长，最终成为了整个文官系统的首辅。同样的结论在宦官系统也照样成立，秉笔太监的培养和选拔也都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也确实在靠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到了作为皇帝喉舌和眼睛的位置。但是皇权的更新迭代的逻辑要比前两者简单的多，它是一种天赋神权，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象征色彩。剥开神秘外衣之后，可以发现作为皇权的统治者，候选人的数量少的可怜，他不用去顾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么显然从能力和智力上与丛林法则生存下来的文官和宦官系统中的佼佼者相比，无疑是更容易处于劣势的。

但是皇权却直接管理着系统中最大的权力–人事。这样的系统显然不会长期稳定下去，于是文官系统利用礼仪和传统来束缚皇帝的行为，为其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并且时刻提醒皇帝是作为全国人民的道德楷模，行为值得全民的效仿，那么皇帝就不得不在这一套行为逻辑下生存。这可能就是明朝的政治正确。另外，对于对于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实际上是在文官系统之中的，他们引经据典将古人陈腐的道德观念推陈出新，最终束缚住了皇帝的双脚。这就是这一场博弈中的关键，解释了为什么作为臣子的文官系统可以与皇权直接进行博弈。对于他们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皇帝最好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庸才，作为帝国的象征和道德的楷模。由于处于这样的对立之中，嘉靖的猜忌就显得容易解释了很多。他不信任文官系统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相互理解和共情，哪里来的信任呢？

在嘉靖朝，比较有名的政治事件就是“大礼仪”事件。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因为其身后无子嗣，嘉靖被接到皇宫之中继承皇位。此时嘉靖在博弈中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他连所谓的神秘的象征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都不够强，当他继承皇位之后，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人对抗整个文官系统的序幕。如果在这场博弈中失败，那么最终只会成为文官系统的傀儡，在无穷无尽的各种皇室的仪式中荒废自己的一生，风险非常高。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出于对于文官系统的试探，他坚持要将自己的母亲册封为皇太后。这个时候基本所有的文官系统中的官员都站出来指出嘉靖帝的法理错误以及不符合道德规范。而且到了十分偏执的地步，想要以死谏来收获一个流芳百世的好名声。实际上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读到过类似的观点。

最终的结局都知道了，皇帝动用暴力机构对文官系统进行了打击。在这场博弈中，文官系统失败了。他们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因为在博弈过程中，皇权拥有暴力机构，他可以不遵守规则直接对博弈结果进行强行干预。整个文官系统损失惨重。皇权貌似拿到了更多的博弈资本，嘉靖的决心让他厌恶自己成为文官系统的傀儡。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分裂文官系统并且将宦官系统加入战局，这一招无疑是彰显了嘉靖的聪明过人之处。当然，文官系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每位文官都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获取更多的权力，所以不用嘉靖多努力，自然会出现官员之间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斗争。

如果再回到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的剧本上去，讨论皇帝的职责，我们发现皇帝并不需要主动去推动什么国策和改革，他的建议是从文官系统获得的，他也必须在多数时候服从于文官系统的统一意见，不然就会招致文官系统的猛烈抨击。如果一直以强硬的手段对付文官系统，那么就与这场博弈的共识部分相违背–皇帝力求做一位开明的君主，臣子也要敢于进谏才是开明政治的表现。并且皇帝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过于遥远，他对百姓完全没有共情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他的改革措施一定是来自于脑袋一热，势必会受到整个文官系统的反对。那么皇帝要治理这个国家必然需要极大的依附于这个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们。他没有主导推动改革的能力和想象力。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文官系统完全隔绝了皇帝与现实世界的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消息渠道，这个信道基本是没有的。那么这也成为了文官系统与皇帝之间博弈的关键点。

黄仁宇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博弈场景

嘉靖和万历的悲剧

所以，嘉靖将他真正的参与政治的热情放到他的主要功能–礼仪和人事之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明朝的历史才会那么无聊，嘉靖总是想在法理和道德上战胜不可一世的文官系统，搞出来很多像是“大礼仪”这样的事情，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毫无价值，不会有任何人会在这件事情中受益。

嘉靖破坏了文官系统对于皇权的信任，最终的恶果将由他的后代承担。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与他的祖父一样聪明过人，但是性格没有那么阴郁和富有心计。因为他的成长环境相对单纯，并没有早期嘉靖所处的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九岁登基之后，便有张居正和大伴冯保在身边辅佐。从小时候起，他便被培养成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皇帝，身边有太后和张居正的监督。但是这种培养模式是在培养一个道德层面的楷模，这才是整个文官系统的一致要求。一个完全遵从道德行为规范的皇帝可以保证文官系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会做出格的事情，以打破一百多年培育起来的相对平衡的政治生态。

万历在一个绝对纯洁的环境中长大，照理说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万历是具有一个“好皇帝”的潜质的。但是不然，道德楷模与人性是完全相违背的，没有人生来愿意当一个道德楷模和象征，那是非常无聊的。万历十五年前半段描述了万历在幼时的生活，他的身边没有亲近的兄弟姐妹，因为他已经身为皇帝。不能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张居正认为其会耽误治国理政。不能与自己的母亲亲近，所有的见面活动都需要按照法典进行，并且记录在册。只能在繁重沉闷的历史和满口仁义道德教化的古书中耗费自己的青春，他远离了一切可以让一个孩子感到快乐的事情。面对着自己并不能胜任的治国理政，他又得十分的依赖冯保和张居正。面对如此枯燥的生活，万历做出了与他祖父类似的选择–前期的积极接受，后期的消极抵抗。这也是万历作为皇帝想要治国理政的幻想在破灭的过程。

所以同样的，在嘉靖皇帝的晚年，他沉迷于炼丹和让自己长生不老。这只能是在穷极无聊之时为自己寻找到的新世界的窗口，多年的深闺中自闭的皇帝生涯已经让他疲倦不堪，在寻找人生意义时，他将自己的理想又孤注一掷在寻找一种虚无的长生不老之中。这与他追求神秘感，寻找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的想法是分不开的，但是无疑这是个错误的赛道。这种坚持帮助不了任何人，甚至还害死了自己。自此这位烦人的皇帝终于死了。

但是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却宽松的多，即便是存在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从他收到的冷遇来看，他实在是人群中的少数。在皇权害怕大权旁落需要用儒家学说中的忠、孝思想来束缚官员的行为的同时，文官系统将其理论不断完善之后又再次批发给皇帝，从而获得博弈的筹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还包含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智慧。

文官系统的道德割裂

那么为什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那么重要？而且为什么官员都愿意以死相谏来获得一个好名声呢？从黄仁宇的角度来看，官员本身有着强烈的双面性而不自知，无论是道德还是行为都是存在割裂性的。他们从小到大受到围绕着忠孝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的训练，在内心中是对于这种传统观念是十分认同的。

自古以来能够流芳百世的都是忠孝仁厚之臣，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对这种身份是向往的。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们愿意杀身以成仁，以死相谏，去捍卫现代人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礼仪与行为规范。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从社会官场风气和现实来看，他们收受的俸禄实在是难以养活自己的家庭和保留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具有精神洁癖的海瑞是一个清官，但是微博的俸禄让他在入不敷出，生活惨淡。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下，人又可以为自己找说辞，并且下意识的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这理想主义的外表之下是实用主义在指导生活。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割裂感，吴思所讲的潜规则。最后结果就是在明朝的文官系统中，下级需要对上级进行供奉，所以越是高阶的官员，收取的下级的金银越多。所以在万历抄了张居正的家之后发现有着足以让小皇帝瞠目结舌的金银珠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居正的问题

说到张居正，就会到所探讨的问题的核心，张居正为什么会被万历皇帝抛弃？这其实是由好几个原因构成的，并且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也做了详细的讨论。

张居正已死，但是曾经的党羽依然存在，万历意识到当前的政局需要摆脱张居正的影响
皇帝的成长给他的历史观带来了新的视角，开始怀疑张居正的动机
张居正作为一个党派首脑，在倒台之后可以留下大量位置，文官系统完成换血
张居正与冯保交往过密，文官系统与宦官结合到一起，破坏了博弈的平衡
张居正自身的问题
- 德不配位，过分纵容自身的权势的增长
- 在行驶皇帝代理人的职责时，不小心站到了文官系统的对立面
- 对皇帝的道德强加约束，但是对自身却加以纵容，具有两面性

这里的几个观点其实是很容易想到的，我也是收到了黄仁宇的启发进行了整理。但是结合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张居正的德不配位才能引出这场博弈出现失衡的核心和讨论的焦点。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自然对治国理政豪无发言权，他只有依附于这位德高望重的恩师张居正，和自己有着比较深的感情的童年玩伴冯大保。这样的机会出现是出于偶然的，因为假设万历不在年幼就继承皇位，或者万历的师父不是张居正，那么张居正显然不会获得这个机会趁机扩张自己的权势。如果皇帝不需要依赖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帮助他批阅奏折，甚至在教育，生活起居都收到张居正的管制，那么张居正的权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张居正的权力并不存在合法性，他获取到的这一切有着强烈的偶然性。所谓“德不配位”是指他虽然身在这个位置，但却并没有足够的才能。那么对于张居正来讲，他对权力的垄断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声望到达了那一步，只不过是环境偶然促使而已。